我們的戰地醫院
作者 宓振華（河南省醫學院離休干部）
2020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我這個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老兵，回憶起抗美援朝下的野戰醫院仍然歷歷在目。
1949年2月18日，當時16歲的我看到鄭州街頭“國際和平醫院高級衛生學校”的招生廣告（現在的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便前往報名，經過簡單的問答后被錄取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開始學習醫學知識。
1950年3月，朝鮮同學提前畢業，很多同學都眼淚汪汪地送別，那時還不知道前線即將發生朝鮮戰爭，只知道這一刻她們回到自己的祖國，今后很難再見面。
1950年11月20日，我成為一名“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白天，敵機一批一批從頭上掠過，炮彈過后路邊出現幾個大水坑；夜晚，北風夾著雪花在空中飛舞。大路上滾動著鋼鐵洪流，炮車、汽車、部隊急速從我們連隊旁走過，我們退到路邊，把道路讓給大部隊前進。我問是哪個部隊的，回答“38軍”。38軍是四野的主力部隊，被彭德懷總司令嘉獎為“萬歲軍”。
我們連隊駐扎在盤龍里，接受治療和轉運傷員的任務。?
盤龍里是敵機封鎖區，傷員從前線一批一批下來，我要在四周的山村里尋找傷員登記姓名、年齡、入伍時間，單位要登記到連，槍傷或炮傷，貫通傷或盲管傷，以及部位是在上肢或下肢等。傷員下來多了我就只登記姓名、傷或病。夜晚提著小馬燈，從這個溝到那個溝，傷員下來的越多，說明前方戰斗越激烈。
有次一輛車運來幾十名傷員，其中三名已經犧牲。清理遺物時，我想找到筆記本和烈士姓名，但是失望了。我將他們的遺體裹好埋在山坡上，插一塊木板，寫上“志愿軍烈士”五個字，然后刷上桐油，經我親手安葬的烈士還有很多。
我們戰地醫院只有開封人王亞章一人是化驗員，擔負著醫院傷病員的化驗工作，胡維成主任讓我跟著王亞章學習化驗，因為只有一臺德國造的顯微鏡，沒有書，全憑口授，一個月才算過關。
一天深夜，山洪暴發，頃刻間水淹到膝蓋，廣東醫療隊林楊緊趕慢跑幫助我收拾化驗器材。洪水過后，查點犧牲的人數和處理遺體，護理排長劉秀珍因搶救傷員立了大功，各報刊廣泛報道了她的事跡。還有一位17歲的馬艷芳護士長（今在撫順）在與洪水搏斗中，表現得也很英勇受到表揚。
朝鮮三登里有座不高的山名叫黑嶺，人稱神秘的山洞，我們依山洞大小和地勢高低修建了一個臨時醫院，洞中修建有藥房、手術室、化驗室、X光室和醫護辦公室，再往里就是傷員之家了。這個醫院后來做了模型，今存放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朝鮮前線戰斗越來越激烈，下來的傷員也越來越多，最緊張的是手術室，不分晝夜搶救傷員，輸液輸血。沒有血庫，血源來自我們醫務人員，輸血前由我做配血試驗。
一天，有位醫生跑步到化驗室，急切呼喊“快，快配血”，我查看了血型名單登記本，所有的同型血都已獻過血了，當時這位醫生急得不斷喊“B型！B型！”我伸出手臂說：“我是B型，抽我的吧”，被廣東醫療隊的陸教授制止，說什么也不許抽我的血，理由是我工作緊張，已經有好幾天沒能休息了；二是我當時還不滿18歲。但是搶救傷員生命不容遲疑，在我的堅持下，陸教授只好一邊給我量血壓，一邊采血只抽了我200毫升血。
連續幾天的搶救傷員，戰友們都已非常疲勞，但又要聚精會神的從傷員身體中取出彈片或子彈，不能有絲毫麻痹。有個叫白蘭的女護士（今在沈陽），熬了幾天眼睛紅腫，餓了就吃幾口干糧，仍像前線的戰士一樣堅守在搶救傷員的一線崗位。
當地的冬季很冷，尤其是山洞中的臨時醫院更是寒不勝寒。在重傷隊，我們班長是手術室護士馮志（后在北京301醫院任副院長，少將軍銜），副班長是X光室的仲崇源（后在桂林醫院任院長、大校軍銜）。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務工作模范丁志輝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來朝鮮慰問，對重傷隊評價很高。
1952年2月，在志愿軍基地醫院駐地三登里發現了細菌彈（同普通的炸彈一樣，彈腔分為5格，放置各種帶病菌的昆蟲），國內迅速組成細菌學專家到朝鮮，國際有關組織也派來調查團與我國專家一起對這些昆蟲做實驗。我隨反細菌戰小組收集標本，將發現的黑跳蚤、蚊子、蒼蠅、蝗蟲、油葫蘆等放在標本瓶中，經實驗證明這些昆蟲帶有立克次體、病毒和細菌，可迅速傳播疾病。
后經調查，美國為阻止志愿軍前進，出動了63批498架飛機在朝鮮及我國邊境地區投擲了細菌彈。
朝鮮停戰前夕，我奉命去前方部隊檢查疫情，路過開城志愿軍代表團醫院，有幸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他召開“三長會議”（院長、護士長、事務長）。為此我曾寫了篇《善竹橋的回憶》，發表在《鄭州晚報》上。
1953年7月，彭德懷司令員在《朝鮮停戰協議書》上簽名。
戰爭是極其殘酷的，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面對從頭到腳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兵，我們只有炒面加步槍，在寒冬臘月中與敵人拼命，不少戰友凍死在陣地上，用鮮血書寫著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他們不愧是“最可愛的人”。
世界人民呼吁和平，但愿戰爭不會再發生！
